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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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

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他的确是蔡孑民先生而后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教育家。”教育家傅任敢先生如是说。

“他”是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

世人知道梅贻琦的已不多了，也难怪，1949年6月梅贻琦代表国民党政府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会议后，如泥牛入海。他先在美国管理“清华基金”，1955年赴台，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和新竹清华大学，至1962年病殁台北。

“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周恩来的这句话，可视为共产党对梅贻琦的政治定位。

梅贻琦，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今常州），生于天津，远祖梅殷是朱元璋的驸马，受命驻防天津，梅家从此成为津门望族。诗书传家，梅贻琦的父亲梅臣中过秀才。清末，家道中落。梅贻琦1904年入南开学堂，因品学兼优，颇得张伯苓赏识。1908年被保送保定高等学堂。次年，以第六名优秀成绩被录取为第一批庚款留学生，放洋，赴美国吴士脱工业大学攻读电机专业，1914年毕业后回国，不久应清华邀约回母校执教。此后，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一位西哲说：“教育的出发点就是爱。”

梅贻琦爱家。

梅贻琦有姐弟多人，儿时每人都有一个奶妈。可是等到幺弟贻宝出世时，家已日暮途穷，奶妈都辞了。10岁的梅贻琦当了婴儿贻宝的“奶妈”，每日必做的功课是喂弟弟奶糕，照料弟弟。放洋期间，梅贻琦从牙缝中抠出十元五元，不时寄回家中济穷，助弟弟们上学。回国后他供职清华，说媒提亲者踏破门槛，面对三个弟弟读中学，特别是见到二弟贻瑞因无钱中断学业，他很难过，为赡养父母，帮助弟弟们上学，他决计不考虑自己的婚姻。直到30岁时才与韩咏华结婚。弟弟们上中学、大学的费用全部由他一人负担。即是婚后，他还把每月的薪水分成三份，赡养父母，助弟弟们上学，自己的小家仅留三分之一。梅贻琦逝世后，幺弟梅贻宝（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含泪回忆说：“五哥长我11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

梅贻琦爱国。

早在1927年，他对清华游美预备部毕业班作临别赠言时，意味深长地说：“赠别的话，不宜太多，所以吾最后只要劝诸君在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1931年，他在出任清华校长的就职演说中强调：“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当然，他认为“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次年，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纪念会上，他沉痛地说，那是“国难追悼会”。面对东北地图变色的悲剧，他坚信“不甘沦为奴隶的民众，将群起而图之”，他信心十足：“东北三省虽亡，东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则东北将不致终亡。”在西南联大时，到梅贻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会捧出一盘自制的叫“定胜糕”的点心招待大家，即米糕上嵌有“定胜糕”三个字，表达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梅贻琦向以讷于言而敏于行称著，更以言必行，行必果而名世。由于他身居清华校长的特殊位置，对学生运动是十分敏感的。20世纪40年代末的清华中共地下党干部白祖诚回忆说：“……在那两年中，以梅贻琦校长和诸士荃训导长等主持的校务当局，始终基本上没有干涉、限制过学运和学生的活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共清华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陶瀛孙回忆说：“梅贻琦比较明智，捐十元大洋做活动经费（指中共地下党活动）。”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曾积极提倡师生为抗战工作而努力”。在清华校友通讯上，他发表过两篇《抗战期中的清华》，在报告校务的字里行间充满爱国激情。1938年春，国民党政府发动训练机械化部队，梅贻琦倡导机械系二、三、四年级学生参加交辎学校受训，毕业后分赴各地工作。1939年，抗战部队急需电讯人才，他就在电机系专设电讯专修科，为抗战服务。1943年盟军来华征集译员，随军上前线，那是很危险的。梅率先垂范，支持正在二年级（本不属应征对象）就读的儿子梅祖彦弃笔从戎参加远征军，二女儿梅祖彤也参加了战地医疗队。

受梅贻琦的影响、熏陶，儿子梅祖彦在部队服务三年后，赴美留学。1949年毕业于梅贻琦的母校吴士脱工业大学并在美工作。1954年梅祖彦毅然回到大陆，为新中国服务。此举是得到梅贻琦的默许而成行的。梅贻琦听说儿子“回到清华母校任教感到快慰”。梅贻琦故去后，夫人韩咏华于1977年也落叶归根回到大陆安度晚年。政府给予优厚待遇，安排她为全国政协第四届特邀委员。

梅贻琦儒雅、谦和。他虽工科出身，但喜爱音乐、书画和诗词，又通晓四书五经、史地和社会科学，洞悉人性的隐微。人称他是“寡言君子”，望之岸然，即之也温，对人和颜悦色。如遇工作中问题，他总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他同意，便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则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为好，或说我看如果那样办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疾言厉色。

1940年9月，西南联大的清华师生为他举行公祝会，纪念他为清华服务25周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送他一块“育材兴邦”匾额，他的美国母校吴士脱工业大学授他名誉工程博士学位。面对朋友、同仁道贺，他在答辞中说：“方才听了几位先生以个人为题目，说了不少夸奖的话，自己不敢说他们的话是错的，因为无论哪个人总有一些长处，但也必有他的短处，只是诸位不肯说这个人的短处罢了。仔细想来，或许诸位因为爱清华的缘故，爱屋及乌，所以对于这个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称扬的话语；就是吴士脱工业大学赠给个人的名誉学位，也是因为他们敬重清华，所以对于这个学校的校长，做一种奖励的表示。”他在“教育部”任内，一所新大厦落成，僚属请他立碑纪念，并举行仪式。可梅贻琦只在签呈上画了个图，标明尺寸，要求在新厦墙上加一碑石记上兴工、竣工日期即可，其他都不要。晚年有人要为他设立“梅月涵奖学金”，他执意不肯。这些，都显示了他的人格魅力。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他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1931年底，他出任清华校长，可称得上受命于危难之时。自罗家伦于1930年离职（当属被逐）后，清华长时期没有合适的校长人选，连续空缺了11个月，不断易人，反复被逐。国民党政府只好令在任“留美学生监督”的梅贻琦出山。梅贻琦感到荣幸、快慰，但又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虽一再请辞，终未获准，遂赴任。他在《就职演说》中有极为中肯的表白：“（我）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称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他借此提出一句关于大学教育的经典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即是典型一例。

在治校方面，梅贻琦倡导“吾从众”的民主作风。他以京剧中的“王帽”自喻，把主戏让别人唱，并说“那是自己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与有荣焉’而已。”大家都说他是个只知有事，不知有“我”的人。他博采众议，无为而治。但又择善固执。他在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教育的同时，审时度势，极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认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大学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以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为宗旨。显然，他的这一办学方针是与国民政府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相悖的，但他一意坚持唯实，不唯上。他还强调对学生的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八年的西南联大主要校务工作是由梅贻琦负责的（另有南开的张伯苓和北大的蒋梦麟）。从《梅贻琦日记》中，可以看到在国难当头、校务繁重、生活艰苦的环境下，梅贻琦呕心沥血，才创造出联大“筚路蓝缕，弦歌不辍”的局面。

1940年9月，梅贻琦的美国母校邀请他参加校庆，并颁他荣誉博士学位，他丢不下艰难竭蹶中的联大，没有前往。他的胸怀是宽广的。为渡危艰，当时清华的教师组织“清华服务社”，通过为社会服务取得一些报酬，以改善教职员生活。梅贻琦将该社所获的利润，让西南联大全体同仁分享，每人多发一个月的酬薪，深得大家的拥戴。

1948年时局发生变化，是年底梅贻琦与一些名教授被当局接到南京。12月22日国民政府要梅贻琦出任教育部长，梅坚辞。据当时一起同行的张起钧教授回忆，梅贻琦在清华同学会上沉痛地表示：他身为清华校长，把清华弃置“危城”，只身南来，深感惭愧，怎好跑出来做官？这“表现了学人的风格，树立了师德的典范。”“不愧是个‘人物’。”

身为校长的梅贻琦，对清华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对“清华基金”，他更视为命根子。1949年后他在美负责管理这笔基金。叶公超每到纽约都去看他，劝他回台，把清华的这笔钱用到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因他不愿用这笔钱拿到台湾盖大楼、装潢门面，他想用在科学研究上。因此，台湾有人骂他“守财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终于找到“更好的用法”，他到台后，把这笔款子用在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和新竹清华大学上。

晚年的梅贻琦患病住院，无力支付医药费。而在他病桌旁始终有只从不离身的手提包。在梅贻琦去世后，夫人韩咏华打开包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者无不动容。

梅贻琦爱庐，亦爱庐内的同仁、朋友。

闻一多被害，令他悲愤欲绝。“日间披阅两校公事颇忙。夕五点余潘太太跑入告一多被枪杀，其子重伤消息，惊愕不知所谓。盖日来情形极不佳，此类事可能继李后再出现，而一多近来之行动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可竟实现；而察其当时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致之于死，此何其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急寻世昌使往闻家照料，请勉仲往警备司令部，要其注意其他同仁安全……”

梅贻琦为防止类似惨案发生，旋将潘光旦夫妇、费孝通一家和张奚若安排到美驻昆明领事馆避险。他一面妥善安排闻一多的善后，一面向当局交涉追查凶手，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特务的罪行。

潘光旦是清华的教务长，梅贻琦的老同事、老朋友。1936年2月29日，警察局到清华大搜捕，逮捕数十位无辜的同学。学生们误认为是潘光旦向当局提供的名单，围攻潘。潘是残疾人，一只腿，双拐被丢在地，只能用一只腿保持身体平衡。梅贻琦觉得他是一校之长，不能让朋友代己受过。他挺身说：“你们要打人，来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他对情绪激动的同学们说：“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出了事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我只好抱歉地给了他们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是不大准确的。……你们还要逞强逞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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