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认识共产党

开始认识共产党

人的命运真是不可预测。

1924年秋，贺龙身为建国联军先锋通电回湘，借道北伐。进湘西，奔沅陵，地方武装纷纷来投，湘西王陈渠珍远避凤凰县，何其威风！何等潇洒！一年以后，他却被赵恒惕兴兵三路，逼出湖南，借住贵州铜仁，寄人篱下。真可谓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一向乐观豁达的贺龙，此时不免有一丝沮丧。他除了收编一些原滇黔建国联军的零散武装，吸收部分知识青年，开办随营军官学校，进行部队训练，等待时机之外，几乎无所事事。这次挫折，使他对广州政府几乎失去了信心。孙中山几次失败，几经奋起，到现在也未完成北伐使命，仅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眼下的广州政府仍是矛盾重重，到底能否继承孙中山的政策，贯彻孙中山的主张，把革命进行下去，难以捉摸。他对孙中山借助军阀部队统一中国的确感到失望了。他想，革命难道只有一条路？有没有比孙中山更好的路？从湘西暴动到现在，他已经征战十年，也想了十年。他感到，现在是寻找另一条路的时候了。因为，他已经接触到了不少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呼唤着他。

1921年，贺龙率部队驻防桃源，常和桃源县的一些知识界人士接触。当时的桃源，受“五四”运动影响，新文化运动颇为活跃。桃源有两所著名的学校：桃源女子师范和省立第二师范。这两所学校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等发起的新民学会影响下，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传播救国救民的真理。桃源女子师范组织的爱国宣传团，名扬三江四水。这两个学校的校长彭施涤、田佐汉、陈伯陶都是贺龙的座上客。

桃源女师校长彭施涤，早年留学日本，同盟会会员，因反对日本政府《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愤然归国，创办中国公学。1917年，任国会议员，并随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后来，进乡出任女子师范校长。“五四”运动后，他四处考察，锐意革新，为办学筹集资金，不惜典当衣服首饰。女师的爱国宣传团就是他扶植起来的。湘西籍作家沈从文说：“彭施涤先生在桃源办学多年，以头脑开明而对学生有显著影响。男女同校运动都出自这个学校，不久，即推广全国。”

贺龙对彭施涤的革新精神和女师的爱国行动十分钦佩，不仅经常予以物质上的援助，而且，把自己的妻子、女儿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

陈伯陶，贺龙的同乡，其父陈南星，为湘西著名开明绅士。贺龙曾率部队驻扎他家，与陈伯陶早已相识。陈伯陶早年在常德就读，加入了同盟会，后赴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是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巴黎和会期间，组织“爱国委员会”，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一个接受过欧美文化的熏陶，颇有爱国思想的学者。他主持的省立第二师范一直被誉为“湘西政治摇篮”，培养出了不少政治家。共产党里的林伯渠、滕代远、粟裕等革命家都出自这所学校。

第二师范的另一位校长田佐汉，力主改革旧学制，采用新教材，提倡学术自由，鼓励努力创新，深为社会各界进步人士所赞誉。

25岁，思想活跃的贺龙常与这样一些有识之士在一起谈古说今，论世评人，得益匪浅，使他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这些人的进步革新的思想，在贺龙脑中起着潜移默化的启迪作用。

1921年是个不平凡的年代。这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黑暗的中国出现了黎明的曙光。在湖南，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开始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

9月，贺龙的司令部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介绍他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老师陈图南，另一位是陈图南在日本的同学、湖南宝庆人花汉儒。好客的贺龙留他们在桃源住了两个星期。白天陪他们同游桃源，指点江山；晚上，与他们灯下同坐，谈政局，说主义，纵论天下大事。

这两位客人各有自己的哲学观念和政治主张。陈图南大谈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他认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虽然不错，但权力、政府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将来的中国，必须建立一人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花汉儒则向贺龙宣传苏俄的社会主义。他告诉贺龙，苏俄在列宁领导下已经打倒了沙皇，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五四”运动说到底是在苏俄十月革命影响下产生的。苏俄的路是工农当家作主的路，也是中国要走的路。这两个人，观点截然不同，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常急论不休，甚至弄得面红耳赤。

这两个人宣传的东西，都是贺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因而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对于他们的争论，他听得格外仔细，还不时插嘴问些弄不清的问题、名词术语什么的。他觉得，陈图南讲的，仅是一种想法，一种理论，似乎根据不足，颇似空想。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很难做到。花汉儒说的，却是一个国家已经做过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尽管这个国家实际情况到底怎样，他不清楚。他多次请花汉儒具体介绍苏俄革命情况。花汉儒告诉他，俄国革命是一个叫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领导的。

贺龙问花汉儒：“世界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的政党？”

花汉儒说：“有，全世界有一个总的国际党。”

“中国有没有？”

“中国有许多共产主义小组，刚刚成立了共产党。”花汉儒回答，并对贺龙说：“云卿兄，带队伍光有人和枪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党来作靠山，那才稳当，有方向，有力量。”

不久，贺龙奉命率部队移往辰州、浦市。花汉儒返回原籍去了。陈图南却留了下来，当了贺龙的一名副手。

这是贺龙平生第一次听到共产党，听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他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听他讲克鲁泡特金，无论在理论上、政治上、国家、军队等问题上，都没有什么根据。而谈社会主义的，我听得条条有道理。我就问花汉儒，有没有谈社会主义的书，他找了一些书念给我听。过了几天，我又问他，有没有这样的党，他说有个国际党。我对于这个印象是很深的。对于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们讲的党，对我很有帮助。这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相当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注意找共产党了。”

四川讨贼之战失败，他对孙中山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又想到了花汉儒介绍的共产党。

有次，他和参谋刘达伍谈到讨贼失败时，突然发问道：

“你听说过俄国革命没有？”

刘达伍说：“前几年在四川就听说过了，近两年在云南非常闭塞，俄国革命后的情况就不大清楚了。”

“我也不大清楚。”贺龙沉思着说：“听说，沙皇、贵族、地主、资本家统统被打倒了，由工农兵当家，搞‘共产’。我很想知道这个‘共产’怎么‘共’法？它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什么不同？中国也有了共产党了，不过我想，不管怎么‘共’，要有‘产’才‘共’得成，穷人反正是不会吃亏的，你说对不对？”

这时的贺龙，思想上已有了一些深刻的变化，他对花汉儒介绍的共产党和俄国革命的确如他所说，“印象相当深了”。因此，在旧民主革命的道路上，一遇到挫折和失败，他便会想到共产党。不过，从他的谈话来看，他并不了解共产主义。他想弄个明白，这是当时心态。然而，上哪里才能弄明白呢？他不知道，有些无可奈何。

世界上的事是千变万化的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机遇突然会来到你的面前，使你豁然开朗。哲学家叫做“必然性中的偶然性”。时局的变化，给贺龙弄明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1926年初，经过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激烈较量，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接受孙中山遗嘱，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处分了其首领邹鲁、谢持等人的议案；选举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60名执行委员。国共两党的合作得到了巩固。在这样的形势下，湖南人民开展了“打倒赵恒惕”，“请国民政府北伐”的运动。赵恒惕北逃，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兵进长沙，并由他代行省长职务。这年夏天，广州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兵北伐。作为北伐先遣队的叶挺独立团率先入湘。唐生智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军。广州政府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及湖南临时政府省长。湖南各地形成了支援北伐的热潮。

贺龙得知广州政府开始北伐，立即离黔返湘，到达湘西首府沅陵，准德参加北伐，并派鲍君勉为代表，与广州政府联络。7月16日，广州政府任命贺龙为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后改任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在北伐军左翼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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