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花江上悲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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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上悲歌起

小轿车一驶出机场，便飞驰起来。坐在前座的副官长谭海侧着身子，扭过头来小心翼翼地问：

“副司令，回金家巷吗？”

张学良略微踌躇了一下：“先去南院门。”南院门是“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所在地。他要立即将一○九师在直罗镇被红军歼灭的事儿问个明白。是谁大胆妄为，违抗他的命令，使他在南京丢尽了脸，倍受蒋介石、何应钦的奚落和冷眼。

离南院门还隔着一条街，就听见从那里传来一阵阵海潮般的喧闹声，在哭声、口号声里还夹杂着阵阵歌声，乱成一片。汽车一拐弯，只见总司令部门前的广场上黑鸦鸦挤满了上千人，大部分是妇女和老人，有的抱着小孩，有的拄着拐棍。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操着东北口音嚎哭着、咒骂着……

小车“吱嘎”一声停在路边，张学良走下汽车，把皮帽儿压低，向人群中走去，谭海和刘海山紧跟其后。由于他穿的是便衣，没有人能认出来。经四下里观察，张学良很快弄清了事情的来由。原来这些妇女、老人，皆是同官、耀县一带来的东北军家属，她们的男人、儿子在前线作战，有的被俘虏，生活失去了依靠，家庭生活和结构遭到了破坏，所以聚集到西安来请愿，一是要求部队打回东北去，重建家园，二是要求解决衣、食、住等生计问题。

这是东北军存在的不同于别的部队的特殊问题。“九一八”以后，东北军退入关内，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统治，使东北人民无法生存下去，纷纷逃难，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不少东北军官兵的家属乃至亲戚最后无路可走便跑到军营跟着他们的亲人一起度难，不少中下级军官，一般都把眷属安顿在北平、郑州、洛阳、西安等大城市，而下级军官和士兵眷属，只能跟着军队一起行动。这样不但给部队的供给带来了问题，也给部队的行动增添了累赘。队伍中夹杂着老头儿、老太婆，还有怀抱着婴儿的妇女，实在不成体统，一旦她们的亲人被俘或战死，这些眷属立即就陷入了绝境。此情各级长官包括张学良本人都是清楚的，眼下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管它，人心都是肉长的，谁没有个难处呢？

张学良在哭哭啼啼的人群里走着，望着妇女们一张张挂满泪水的脸和她们怀中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听着哀婉泣诉的乡音，他的内心发出一阵阵的隐痛。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啊！这到底是谁的罪过啊！这些年来，自己因为背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丑名而耿耿于怀，可是老百姓经受的磨难，不是比自己更加深重吗？一时，愧疚、愤懑的感情在他胸间交炽着、翻腾着……突然，人群中有人唱起了《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

开始是请愿的群众唱，接着，围观的西安市民也同情地跟着高唱。歌声慷慨激昂，悲凉凄楚，此起彼伏有如山呼海啸。张学良平日只要听到这支歌，心里就涌起一丝乡愁。今天再次听来，仿佛有人拿着老虎钳子夹他的心，正起劲地拧绞，泪水禁不住籁籁地往下流，他实在不忍心目睹面前的惨状，正夺路往外走，突然听见前面的一降骚动，请愿的妇女一齐往前涌去。人群挤到“剿总”大门前不远的地方，只见一排卫兵手挽着手堵住大门，不让请愿的群众进去，秘书长吴家象站在一张桌子上，面向大家讲话：“诸位大嫂、大婶、大叔、大伯，乡亲们！请不要吵闹了，里面正在办公，你们有什么要求可在这里对我陈述……”

“我们要求见张副司令，有些事情想不通，请他给我们解答！”一个妇女大声喊道。

张副司令还在南京开会，没有回来，你们有什么话尽管对我讲，我一定负责转呈。”“我们的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了，现在我们的男人有的被俘虏，有的被打死，剩下我们这些孤儿寡母，吃没吃的，穿没穿的，住没往的，你们当官的知道不知道？管不管？”

带头的妇女讲罢，其他妇女便你一句、我一句嚷嚷开了：

“我们不明白，放着占领家乡的日本鬼子不去打，为什么跑到这儿来打中国人？”

“我们要问问张副司令，什么时候领我们打回东北去！”

“红军与我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什么非要和人家作对？”

“少帅不要忘了张大帅是怎么死的！”

“……”

人群中的每一句话，好象一把把利剑，刺痛着张学良的心。张学良低下头，痛苦地责问自己：“我对不起众乡亲，对不起家乡的父老兄弟，对不起这些孤儿寡母，是我的怯懦造成她们背井离乡，流落四方；是我把她们的丈夫、儿子领到西北来送死，这完全是我的错，为了蒋介石的脸面，为了一个错误的政策，我如此断送了东北的大好河山，断送了无数家庭的幸福，我是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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