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赣乱供乱捉（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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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赣乱供乱捉

时间不知不觉地到了1932年的元旦。

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努力，闽西苏区、赣西南苏区的大规模肃反运动，暂时平静下来。深受“赤色恐怖”之苦的广大根据地军民松了一口气，以为肃反扩大化的阴霾已经烟消云散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那么单纯。

元旦这天，王明“左”倾中央为了更好地肃清根据地内暗藏的“反革命”，将原有的中央政治保卫处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各省设政治保卫分局，规定其主要职责有：

第一，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党的团结，并动员群众同破坏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二，对奸细、特务、叛徒、变节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负责对这些人的侦察、揭发、逮捕、关押看守、审讯、处理；

第三，帮助地方建立和健全保卫机关和维持社会治安，取缔一切反动会道门，肃清土匪骚乱等；

第四，在敌区与边区建立工作网，并物色人员打入敌区与打入敌军内部开展情报工作；

第五，建立和健全各单位、各系统中的秘密工作网组织，并及时检查、布置、发展工作网的工作；

第六，培训和配备各有首长的警卫员，保卫首长安全；

第七，各师、团特派员还要协助所有单位参加指挥作战，身先士卒。

当时，保卫局战士的服装与一般红军战士的无多大差别。只不过一般战士的领章是红底红边，而保卫局战士的领章是绿底红边。

按规定，保卫局自成系统，权力超过同级机关，除非“特殊情况”，可以任意逮捕同级以下的任何“反革命分子”。这样，又为继续前段肃反的错误大开了方便之门。

不久，各地方政府、红军各军团纷纷设立政治保卫分局，继续肃反。

在王明“左”倾思潮的泛滥形势中，根据地内宗派斗争、党内斗争与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给这一时期的肃反涂上了错综复杂的色彩。在中央苏区内，出现了所谓的“季黄谋反事件”；在邻近的湘鄂赣苏区，肃反工作一反前段的冷静谨慎，也走向了极端化。

1931年7月初，湘鄂赣区委在浏阳东门楚东山召开了湘鄂赣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李宗白、赖汝樵、胡梓、杨幼麒、孔荷宠、杨琦、于兆龙、汤昭、刘建中、张名龙、黄志竟等为省委委员，李宗白为书记，正式成立了中共湘鄂赣省委，直属苏区中央局领导。

从一开始，湘鄂赣便受到肃反扩大化的波及，陷入乱抓滥杀的错误肃反漩涡之中。

还在省委成立前夕的1931年4月，中共湘鄂边特委便发出了第一号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把肃反工作当作唯一的中心工作，认真执行。

随后，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中，建立了由五至七人组成的肃反委员会，从事肃反工作。肃反运动便逐步开展起来。

据王首道回忆，这几个月的肃反情况大致如下：

在“左”倾路线为代表的党中央对革命内部隐藏的阶级敌人作了过分夸大的估计，制造了过“左”的肃反政策，并错误地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大批领导干部当作所谓的“AB团反革命分子”列入肃反名单，责令我们临时省委审理。……临时省委在方针政策上盲目地接受了党中央的错误指示，在组织上设立了脱离党委集体领导、脱离群众监督的肃反机关，在案情上又采取了逼、供、信的错误作法，以至使肃反工作发展到乱捕乱杀，犯了简单化、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将不少的优秀干部当作肃反对象进行了错误处理。

省委成立后，肃反进一步升级。这年8月，省保卫局成立，由赖汝樵兼任局长，主持全省的肃反工作。

像中央苏区一样，湘鄂赣也出现了极其严重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大批优秀党员和红军战士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残酷处死。

在修水等县，肃反委员会随便捉人，刑讯逼供，任意处决，甚至某些一度主管肃反的人亦难逃厄运。到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以前，全省被处决的人达5000之众，其中大部分是参加革命的富农及知识分子。

1932年2月，王震从中央苏区开会回来，传达了反对肃反中扩大化、简单化的指示。湘鄂赣边区的肃反暂时平静了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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