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长夜盼曙光

茫茫长夜盼曙光

在梦里，他望着那架又高又大的框架，框架上悬垂着一只巨大的黑色的环。它好像是矗立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矗立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它像一扇通向天堂与地狱的门，而青红色的曙光，就在门的那边向他闪烁……

李大钊惊醒了。

他感到惊骇，也感到惶惑。

10年后，当他真的望见那框架，望见那黑色的环时，他将会重新记起这扇门。然而，此刻，他却安然地躺卧在他的妻子赵纫兰为他烧得暖烘烘的炕床上，在无端的惊骇与惶惑中，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今天上午，他的一位外国朋友，北京俄语专修馆的俄籍教师柏列伟，带着俄专一位面容清秀的学生瞿秋白，到他的住宅来看望他，同他品茶谈心，两个人谈了很久的话。从那时候起，直到现在，他的整个身心，就一直沉浸在一种狂热的激动之中。

柏列伟给他带来了几本封面发黄，印刷和装帧质量都很简陋的粗糙的小书：一本列宁的近著，一本布哈林写的小册子，一本刚出版不久的新俄诗选，集中选有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还有俄国劳农政府最近发表的两份文告：《对华友好宣言》和《致中国南北代表各界书》。真没想到，这样几本薄薄的小书和文告，竟像电光石火一样，猛烈地击中了他的心房，一下子就在他的心海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涛。

李大钊这一年才刚满30岁，却早已蓄起了浓黑浓黑的唇髭。生活的磨砺似乎已过早地给了他一种老成的仪态和长者的丰姿。

他是在一种极其严酷和冷峻的人生氛围中度过他的童年与青春的。当他还在母腹中尚未出生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接着，他出生后才几个月，他的母亲又离开了人间。一个从未领受过双亲抚爱的童年，显然是凄凉又寂寞的。而且，他才11岁时，就奉祖父的严命，被迫与比他大四、五岁的妻子赵纫兰结了婚、惶惑、屈从、恐惧、无可奈何，他体味了旧中国每个青少年都无法摆脱的苦闷。一个11岁的孩子，在封建礼法的严威面前，孤立无援。他只能妥协，他只能忍泪吞声逆来顺受地接受人家给他安排的一切。难能的是，也许是他受的传统伦理教育规范了他，也许是赵纫兰对他生活的体贴关心和对他的学业与事业的忠诚无私的支持感动了他，他竟然一生洁身自律，以同样的清白，报答了她的贞诚，同这位本来陌生的、文化素养悬殊的、比他大好多岁的乡下妇女，默默地共度春秋，并且同她一道先后生育了六个子女！然而，这中间又有多少的苦闷！

寂寞、凄凉、苦闷的人生和各种书籍的熏陶，使他从小就淡然于家庭而憧憬于社会，疾首现实而心骛于未来，心灵里早就注满了一种莫名的孤愤和缥缈的向往。就同许多童年不幸而又有条件博览群书好学深思的孩子一样，从少年时候起，他就把他的全部心志，转向了那虽然好似有些渺茫，有些虚空，有些不可捉摸，然而却很能在人的内心里唤起一种悲壮与崇高的使命感的对祖国对人民和对社会命运与前途的焦虑。

何况，这一时期中国的局势，也的确是很足以令它的热血儿女们焦灼的。

当他才12岁时，刚过童关，他就碰上了著名的庚子之乱。八国联军的铁骑，就像对待野蛮人和牲口一样地蹂躏了他的故乡河北乐亭。

1911年，他刚进21岁，年方弱冠便又遇上了辛亥革命这样的社会巨变。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无疑是灼烫了他年轻的心。

第二年，他就到日本留学去了。

对国事的异常热心，使他早在学生时期，就成了一名积极的活动分子。1911年，当他还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时，就为首成立了一个政法研究会，创办了《言治》杂志，放言论政。到了日本后，他又在留日学生中，带头组织了神州学会，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袁活动。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又放弃了毕业考试，提前离开早稻田大学，从日本赶回国来，参加了反袁斗争。

他是一个热心的救国者。然而，他的心愈热，行动愈积极，国事发展的现状，也就愈加令他感到失望和痛苦。

这几年来，他住在首都北京，亲自经历、亲眼看到，中国的局势是每况愈下，变得越来越混乱，也越来越腐败了。前年洪宪登基的闹剧刚刚收场，去年安徽督军张勋又带着他的辫子兵进入了北京，把早已退位多年的宣统皇帝溥仪重新扶上宝座，上演了又一场复辟的丑剧。随后段祺瑞赶走了张勋，他却又用武力解散了国会，成立了由他一手操纵的安福国会，照样是枪杆掌权，独裁政治。

中国的封建势力似乎寿命特别长。它像一只长命的九头鸟，你砍掉它一个脑袋，它马上又会长出另外一个脑袋，发出新的更迷人的鸣啭。

李大钊决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完全不同意某些绝望者的悲观论调。正由于此，他还曾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上，与陈独秀打过一场笔仗，批评了陈独秀的“国不足爱”的厌世思想。正是从这场论战开始，他们两个人才结成了难得的文字之交，成了终生不渝的战友。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北京大学就成了这个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活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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