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睁眼看世界”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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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新思想不仅像上一节所说，来自对自身历史经验的纵向比较，还来自与其他国家发展历程的横向比较。

华国锋非常重视国外设备、技术和资金的引进，而且极力主张扩大和加快引进。在引进技术和物质层面的同时还倡导研究国外的经验、效仿国外的先进事物。他“主张出去看看，开开眼界”。

1978年5月，华国锋亲自提议派谷牧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6月30日，他在主持听取谷牧的汇报时指出：“考察了这些国家，对我们有启发。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好经验值得借鉴。”“不看先进的东西，不比较，就容易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让华国锋痛心疾首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局部现象，是带普遍性的。这样能加快速度？”“问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落后”，“我们是有个思想束缚，要加快建设，我们本身有个学习问题”，所以要求“思想再解放一点”。7月4日华国锋在同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等领导人谈话时再次指出：“现在有个问题，高干思想跟不上，怎么办？多出国，多考察。”在讨论如何实施1979年3月通过的《十年规划纲要》时提出了了解其他国家的发展情况和寻找新的发展道路的要求。

邓小平是一位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认真思考过去失败的教训和注意观察世界发展动向的领导人。他在1977年12月就说过，“我们的潜力很大，加上认真学习外国经验，在学习外国东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大家劲头都来了。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寻找新路的第一个努力，就是派出大量人员出国学习和出访欧洲和亚太地区。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扩大增派留学生的意见。他说，“我赞成增大派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7月11日，教育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12月26日，改革开放后的首批留学人员起程赴美国。从1978年到2000年的22年间，中国共有约35万人出国留学。学成人员中约有70%回国服务。今天中国各方面的不少业务骨干，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留学学成归国的。他们为我国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华国锋、邓小平等高层推动下，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纷纷组团出国考察，从1977年末开始掀起了一次出国考察热潮。

从1977年底开始，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派出的考察团有几十个。其中最重要的考察团有：1977年12月末，由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和外贸部部长李强率领的国家经委代表团赴英国和法国考察企业管理；1978年3～4月，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考察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以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段云为组长的国家计委和外贸部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5～6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等西欧五国。8～9月，国家经济委员会组织访日代表团，考察工业企业管理。各考察团回国后都写出考察报告，并向中央政治局做汇报。

1978年更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这一年有12位副总理、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其中包括华国锋出访2次4个国家，邓小平出访4次8个国家。

这些参观访问对中国的领导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通过出国考察访问，长期在封闭环境中生活的领导干部亲眼见到中外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距。例如，以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考察团报告说：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名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名工人；法国戴高乐机场，1分钟起落一架飞机，每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代表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多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长期在中共中央从事政策研究和担任领导人秘书、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政治家、理论家邓力群参加国家经济委员会代表团访日归来，组织编写了一份长篇的考察报告《访日归来的思索》。报告中写道：“东京有个百货公司，按品种、规格来说，经营50多万种商品。我们王府井百货公司是22000多种。”“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产品的极大丰富，就不能实现按需分配。从日本的情况看来，这并不是可望不可即的。资本主义的日本，产品比我们丰富多了。”“我们是主张消灭三大差别的。但是，消灭三大差别，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力极大发展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这决不是靠几条行政命令可以奏效的。某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尽管是资本主义国家，三大差别，特别是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实际上是在逐渐缩小的。……人的道德品质，可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产品的日益丰富，逐渐变得好起来。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自行车不上锁，拍卖品不收起来，人与人之间很讲礼貌，说明日本人民的道德水平提高了。……进步的社会制度和进步思想的教育作用，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日本人民公共道德水平的提高，不是靠说教而是靠生产力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取得的。”

出国考察和中外对比造成的冲击不仅限于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的范围，并且涉及某些过去视为禁区的意识形态观点和社会制度理念。

例如，邓力群从日本经济发展、精神状态、社会秩序和人民道德的高水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逐步缩小，看到共产主义和按需分配“并不是可望不可及的”，“我们的事业大有希望”。

邓力群在《访日归来的思索》中提出，日本的确在不少方面有比我们先进的东西，我们必须把这些先进的东西拿来，使之“变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为此，他专门写了一节题为“价值规律和计划性”的文字，对斯大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规律互相排斥”等过去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张提出质疑，主张学习日本的做法，企业、部门和国家的计划（“经济指导计划”）都要“以价值规律为前提，或者充分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从这时开始，直到1982年中期后其观点有所变化，邓力群都是主张中国实行商品经济的重要人物。

在领导人出访外国的记述中，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的故事脍炙人口。王震于1978年11月6日至17日出访英国。当时驻英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于日参与了访问的接待工作，他在《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一文中记述道：“有人问王震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出国访问使过去没有多少机会了解西方世界实际情况的领导干部开拓了眼界，给他们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们发现这些年因为耽于靠“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已经大大落后于近邻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日本、新加坡、香港等都抓住了二战后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机遇，实现了经济腾飞。中国必须弃旧图新，寻找新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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