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改革的后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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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失利引起的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是，这一改革的缺失演化成了反对市场取向改革的理由，甚至导致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思想回潮。一部分党政干部和经济学界人士认为，当时出现的经济困难就是由于改革过分强调市场规律的作用和企业的自主经营，削弱了国家计划造成的。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一直倡导发展商品经济的老资格经济学家薛暮桥。

1980年初夏，时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的薛暮桥为体改办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文件，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薛暮桥在1980年9月召开的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就这个《意见》作说明时说：“所谓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要解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向。将来起草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规划，是一部‘经济宪法’。”薛暮桥起草的《意见》，得到了胡耀邦等领导人的支持，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最终形成政府的决定。

但从1981年开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遭到了批评。薛暮桥后来回忆，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了一份材料，按照对计划和市场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四类。薛暮桥和林子力等人因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商品经济，强调市场调节而被划在“第四类人”中。从1981年第二季度起，一些人公开批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反对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作为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强调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是商品经济而只能是计划经济。他们说，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也不对，因为它的“落脚点仍然是商品经济，计划经济被抽掉了”。他们强调计划经济的基本标志是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生产的组织和管理上的重要体现，如果按商品经济的原则进行改革，忽视或者否定指令性计划，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相容。他们认为，1979～1980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受到冲击，原因就在于过分削弱了指令性计划，动摇了计划经济，过多提倡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

在为预定于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起草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的报告的过程中，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组织起草小组的几位成员给自己写了一封信，对主张在中国建立商品经济的观点进行批判。信中说：“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决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动的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物交换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因此，“把社会主义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计划主要管所谓‘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即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主张把所有企业都变成独立的经济实体等观点都是不可取的。”

红旗出版社编辑部收集1981～1982年期间发表的文章，出版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第一辑）》。编者在该书《前言》中作出的结论是：“实行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标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组织上和管理上的重要体现。完全取消指令性计划……取消国家对骨干企业的直接指挥……就无法避免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就不能保证我们的整个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