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知识分子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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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分子的“死亡”

知识分子的死亡或背叛在西方早已被宣布。这一判词表达的是对知识分子的失望乃至绝望，与对知识分子社会职能的理解相关。法国思想家朱里安·本达认为：知识分子其活动不是追求实际目的，而是从事艺术、学问及形而上学的思维，即追求达到获得超越的善那种愉悦的人类的某个阶层。本达对知识分子职能的理解与康德和葛兰西是大体相似的，但是本达试图把一种永远的价值和冥想作为一种职责交给知识分子却遭到了指责。事实上，对知识分子背叛或死亡的指认，大都来自对知识分子这一职能的理解。21世纪初长篇小说的知识分子之“死”，虽然不是理论上的分析，但却是一个明确无误的隐喻。

青年作家张者的《桃李》可以看作是新《儒林外史》或新《围城》。《儒林外史》虽然尖刻，但也从一个方面表达或揭示了这个阶层内心的问题。如果说在科举时代，入朝做官被知识阶层普遍认为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能否做官就是他们最大的焦虑。1905年科举制度终结之后，逐渐产生了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身份革命，他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官，可以当教师、报人、自由作家等，因此身份革命对知识阶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灵的解脱。但这种解脱并不是说知识阶层就不再有问题了。《围城》说的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故事。无论是《儒林外史》还是《围城》，都尖锐地讽刺了知识阶层存在的问题，揭示了他们内心世界的另一个方面。这也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非主流传统。主流传统是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的问题，比如“革命文学”，比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20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的问题是思想改造的问题，80年代“归来”的一代被叙述为如何保持了政治“贞节”的问题，就像婚姻一样，虽然怀里有“休书”，但仍然是“贞洁”的。主流传统引领了知识分子写作潮流之后，非主流的传统几乎断流，后来我们在李晓的《继续操练》中隐约又看到了知识分子卑微的愿望和有趣的景观。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校园知识分子的焦虑并没有得到缓解。《桃李》用非常幽默的方式，也可以说是《儒林外史》或《围城》的方式，揭示了当下知识分子的内心问题。这对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是普遍的：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压抑过后的没有节制和边界的欲望释放。知识分子的欲望和社会的普遍欲望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小说是一种想象和虚构，但这种非写实的方式，却从一个方面透露了知识阶层真正的问题。《桃李》中的导师邵景文和弟子们的故事，就是当代世俗化运动中典型化了的故事。

这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小说，是一部超越了雅俗界限的小说。在当下严肃文学或通俗文学构成争论甚至对立的情况下，《桃李》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文本。也就是说，小说既可以写得好看，同时又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不同的读者可以读出不同的东西。这就是小说的丰富性。如果分析起来，小说提供的多种符号是非常复杂的：教授、博士生、硕士生、老板、小姐、贫困的农民、恶霸乡里的干部；还有“一夜情”、弄假成真的爱情、死于非命的凶杀等。现代性就是复杂性和矛盾性。校园应该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大学是民族的精神堡垒，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大学保有自己独立性的一个前提条件。但红尘滚滚的今日中国，社会上存在的一切，大学几乎都不缺少，有的甚至表达得更充分。《桃李》虽然幽默，但它的尖锐性仍然清晰可辨。它无情地撕去了斯文的面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曾经神秘、神圣、净土般领域的虚假和娇柔。被学生称为“老板”的博士生导师邵景文，在这个时代好像恰逢其时，他意气风发志得意满。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教授，精英知识分子和世俗世界所期待的一切，他都得到了。他开放、豁达，和学生关系融洽，因其学术地位和掌控的学院政治，他如鱼得水。但他也确实是“玩大了”，最后，他的身体几乎像筛子一样地被情人捅了108刀，而且每个刀口里都放了一枚珍珠。邵教授之死完全缘于他个人膨胀的欲望，当他不再履行知识分子职能，完全成为一个商人的时候，邵景文的死亡就是知识分子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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