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存在认知危险的策略

存在认知使活动成为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使活动犹豫不决，这是它的主要危险。存在认知没有判断、比较、宣判或评价，它也没有决定，因为决定是行动的准备，而存在认知是消极凝视、鉴赏、不干预事物，是“任其自然”。

避免存在认知危险的策略

存在认知使活动成为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使活动犹豫不决，这是它的主要危险。存在认知没有判断、比较、宣判或评价。它也没有决定，因为决定是行动的准备，而存在认知是消极凝视、鉴赏、不干预事物，是“任其自然”。如果一个人仅是凝视肿瘤或细菌，或者肃然敬畏，赞美、惊异、陶醉于丰富理解的快乐，那么，他就什么也不会去做。所有一切全都被暂时搁置在一边了，无论是愤怒、畏惧、改善境遇、破坏或屠杀的欲望、谴责，或是以人为中心的结论（“这对我是有害的”或者“这是我的敌人，会伤害我”），错误和正确、善和恶、过去和将来，全都与存在认知没有关系，同时也是对它不起作用的。在存在主义的意义上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性，或者至少这不是存在于世界之中；存在认知是超然的、有同情心的、非主动的、非干预的、非行动的。它与以人为中心的意义上的朋友和敌人是没有关系的。只有当认知转移到缺失性认知时，即转到决定、判决、惩罚、谴责、规划未来的时候，活动才成为可能。

既然是这种情况，那自然会产生危险：存在认知与当时的活动是不相容的。但是，由于在大多数时候我们是生活在世界中，所以活动是必需的（防御的或进攻的活动，或利己主义的活动，从观看者的角度而不是从被观看者的角度说）。老虎，从它自己“存在”的观点看，有活的权利（苍蝇、蚊子、细菌也一样）；而人也有同样的生活权利。这样，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自我实现可能迫使人杀死老虎，尽管对老虎的存在认知是反对杀死老虎的。

虽然从存在主义的观点看，自我实现概念的固有的和必需的东西，也是一定的利己和自我保护，是对必要的暴力甚至残忍的某种允许。因此，自我实现不仅需要存在认知，而且也需要缺失认知作为自身不可或缺的方面。这就意味着，冲突和实践的果断、抉择，必然包含在自我实现的概念中。这就意味着搏斗、斗争、努力、不确定、内疚、悔恨也必定是自我实现的副现象。这就是说，自我实现必须包括两个方面：沉思（注视）和活动。

在有某种分工的社会里，这是有可能的。如果另一个人可以干这种活动，那么沉思者完全可以免除活动。我们并不需要为我们自己吃牛排而去宰牛。哥尔德斯坦已经以广泛概括的形式指出了这一点，正像他的脑损伤的病人那样，由于别人保护他们，并为他们做他们所不能做的事情，从而使他们能够无分离、无灾难、无焦虑地生活。一般来说，自我实现者在各个领域得到别人的容许和帮助，至少在特定范围内是如此，因此自我实现变得有可能了。

我的同事托曼在谈话中曾强调说，在专门化的社会里，全面丰满的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会变得越来越小。爱因斯坦，一个在他的晚年高度专门化的人，由于他的妻子普林斯顿、朋友们的帮助和容许，才有可能自我实现。爱因斯坦之所以能放弃多面性并且自我实现，是因为其他人为他做了事。在荒岛上，单独地，他可能有哥尔德斯坦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即在环境容许的条件下尽他的所能。但是，无论如何，他已经具有的这种专门化的自我实现，在那里是不可能的。而且，自我实现大概是全然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他可能死去了，或者由于他明显的无能为力而变得焦虑和自卑，或者可能悄悄地回到缺失性需要水平的生活。

存在认知和沉思理解的另一危险，是它可能使我们成为不太负责的，特别是在帮助别人方面。极端的事例是对幼儿的态度，“任其自然”意味着阻碍他的发展，甚至意味着扼杀他。我们对于非幼儿、成人、动物、土地、树木、花草等也都负有责任。对美丽的肿瘤感到极端惊异而不理会病人的医生，可能伤害了他的病人。如果我们鉴赏洪水，我们就不会建筑堤坝。这不仅对于遭受不活动后果的其他人，而且对于沉思者自己，都是确确实实的。由于他的旁观和不活动在别人身上造成的恶劣后果，肯定会感到是有罪的。他必然感到问心有愧，因为在某个方面他“爱”他们；他与他们的兄弟情谊使他们融成一体，这就意味着关心别人的自我实现，而他们的死亡或遭难则中止了他们的自我实现。

这种二难推理的最好例子，在教师对学生，父母对子女，治疗者对病人的态度上完全可以找到了。在这里，很容易看到，这种关系变成了自身同类的关系。但是，我们也必须处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教师（父母、治疗者）在促进成长上的责任，也就是树立界限、纪律、惩罚、不使满足、蓄意成为阻挠者、做出能唤醒而又能承受的敌意等等。

活动的抑制和责任心的丧失导致宿命论。也就是说，未来将成为怎样就成为怎样，世界是怎样就是怎样，这是确定了的。对此，我没有事情好做。这是意志论的丧失，自由意志的丧失，是决定论的一种坏理论，而且对于所有人的成长和自我实现肯定是有害的。

不活动的沉思肯定会受到这种沉思危害的其他人的误解。他们会认为这是缺乏爱，是缺乏关心和同情。这不仅会阻碍他们向着自我实现成长，而且可能使他们在成长的斜坡上往下滑，因为这会“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是坏的，而且人也是坏的。结果，他们对人的爱、尊重和信任将会倒退。这也就意味着使世界变得更坏，特别是对儿童、青少年和意志薄弱的成人来说是如此。他们把“任其自然”理解为忽视和缺乏爱，甚至理解成蔑视。

纯沉思就是上述问题的一个特例，包含不书写、不帮助、不教育的意思。佛教区分为佛陀和菩萨。佛陀只是为自己获得启蒙，而不管其他人；而已经达到了启蒙的菩萨，则仍然觉得只要其他人还没有得到启蒙，他自己的皈依就不是尽善尽美的。我们可以说，为了自我实现，他必须离开存在认知的极乐世界，以便能帮助其他人并且教育他人。佛陀的启蒙是纯粹个人的、私人的占有物吗？还是它也必定属于其他人、属于世界呢？的确，书写和教育他人经常是从极乐世界隐退，它意味着自己放弃天堂，而去帮助其他人达到天堂，当然，也并非永远是这样。禅宗和道教是正确的吗？他们说：“你一谈了它，它就不存在了，它就不再是真实的了。”这就是说，检验它的唯一方法是体验它，而且用什么话都永远不能描述它，因为它是不可言喻的。

当然，双方都有正确的一面，这也是存在主义永远不能解决的二难推理的原因。如果我发现了一个其他人可以分享的绿洲，我将独自享受它呢？还是把别人也领到那里以便挽救他们的生命？如果我发现了约斯米特幽谷，而它的美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的寂静、无人、幽僻，那么，我是保持它的原状好呢？还是使它成为千百万人观赏的国家公园好？因为人们是众多的，这会使它失去它的本来面目，甚至会使它遭到破坏。我要不要和其他人分享我的私人海滩，从而使它成为非私人的？尊重性命、憎恨主动杀生的印度人，让牛吃得很肥却任婴儿大量死亡，这究竟算不算正确呢？在贫困的国家中，面对挨饿的儿童，我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考虑才可以让自己享用食物？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一个好的、彻底的、理论上的先验答案。自我实现必然是利己的，然而它也必须是不利己的。因此，这里必定有抉择、冲突，以及遗憾产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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