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方针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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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方针促合作

1923年“二·七”罢工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不联合广大的同盟者，就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以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始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其他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

还在1922年8月，中共中央就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联合的形式问题，决定同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西湖会议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首的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陆续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毛泽东也在随后加入了国民党，并在1923年3月，就开始委托夏曦、刘少奇负责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他是在离湘赴沪后，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提前到达广州，并参加了中共“三大”的准备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广州。

会上，围绕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主张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在他看来，如果那样做，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造成混乱无产阶级的思想。张国焘的观点成为大会争论的焦点。毛泽东针对张国焘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观点，根据湖南工人运动注意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进行斗争的经验，阐明了工人阶级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认为工人农民大批加入国民党，正是改造国民党阶级成分，使之革命化的需要，也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共同完成民主革命的需要。同时，毛泽东还专门就湖南工农运动作了发言，其中特别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向大会指出：“我们党不应只看见处于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很重要的。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我们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象广东的局面。”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使他成为《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人。毛泽东这一卓越见解，尽管还没有被多数代表所理解，但在“三大”宣言中已有所反映。宣言指出：“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

大会最后选出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又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局五个成员之一，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三届一中全会，进一步研究贯彻三次大会决议的具体办法。毛泽东参加了大会。大会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我党党员、团员全部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

“三大”以后，毛泽东留中央工作。同时，他对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给予极大关注。8月，参加“三大”的湘区党员代表袁达时回湖南时，毛泽东托他捎话给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安源工人应集体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在会上反对工人参加国民党，估计张国焘可能来湖南活动，要他注意。虽然，张国焘后来并未去湖南，但它说明，毛泽东对国共合作是真心诚意的。同时，毛泽东还通过国民党元老覃振的关系，将唯一留在湖南的国民党员邱维震介绍给中共湘区委。在毛泽东的帮助下，李维汉、何叔衡、夏曦等同邱维震共同商量在湖南筹建国民党事宜，决定设立筹备处，由何叔衡负责。

9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9月16日，毛泽东受担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林伯渠的委托，以国民党筹备员名义来到长沙，指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工作。27日，他同夏曦具体商定了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3个步骤：第1步组织长沙支部；第2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3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即日租定房子秘密成立筹备机关，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经费则采取“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的办法。按照这个步骤，湘区区委派人深入各县广泛动员党团员加入国民党，帮助建立基层国民党组织。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湖南国民党组织的筹建工作很有起色。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次年3月，又先后设立了宁乡、安源支部，共计国民党员260余人。4月1日，湖南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成立。1925年5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正式成立。

第一次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以后，中国共产党着手建立统一战线，首先考虑同国民党合作。这是因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而且，那时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有一定威信，在南方又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他的领导人孙中山，也真诚欢迎共产党同他合作。

在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上，共产国际起了促进作用。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广西桂林，同孙中山会晤，建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同共产党实行合作。

马林，生于荷兰鹿特丹，早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从事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前往荷兰殖民地爪哇，建立印尼共产党前身，即东印度民主联盟，并成功地促成了社会民主联盟和伊斯兰教联盟的合作。双方成员都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对方组织，而保留自己原来的盟籍。这两个组织联合起来使印尼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迅速的发展，引起荷兰殖民统治的恐惧，结果马林被爪哇当局驱逐出境。马林后来作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和伊斯兰教联盟的代表，1920年6月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二大”。第二年，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合作问题。马林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意见。会议经过认真讨论，表示同意。会后，李大钊、陈独秀与孙中山联系，商谈国共两党合作问题。

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继续奋斗，“要造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但那时的国民党力量很小，又脱离群众。1922年，孙中山很信任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这给孙中山以重大打击。在几经挫折以后，孙中山深深感到国民党内的人员过于复杂，应当加以改组。那时候，他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中国共产党，并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同意以“党内合作”方式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

1922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有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参加的改组国民党会议，成立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3年秋，孙中山派廖仲恺等召开国民党特别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李大钊应邀参加会议。孙中山聘请苏联人鲍罗廷担任顾问。会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等文件，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创造了条件。在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主要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孙中山以总理身份任大会主席。

国民党员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于右任、戴季陶、何香凝和共产党员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瞿秋白等，出席了大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以适应时代潮流的精神。这就在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相同，这就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大会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说：“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重新负担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至于对外的责任，就是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同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协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

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有原则区别：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在民主革命阶段之后，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最高革命纲领。

大会选举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2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其中，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3人是共产党员；选举邵元冲等17人为候补中央委员。其中，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等是共产党员。

1924年初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国民党一大以后，全国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进入国民党的中央领导圈内。为了进一步贯彻“一大”改组精神，加快国民党在各地改组的步伐，毛泽东利用其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同右派进行了一场复杂而又微妙的斗争。

大会闭幕的次日，毛泽东出席了由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五处组织执行部，以中央直属机构的名义全权领导各地区的党务。会后，毛泽东作为候补中央委员，被派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从事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改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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